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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軍伴制度的利害關系與權力博弈

        時間:2020-12-10 來源:史學月刊 本文字數:15104字
        作者:鄭寧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 軍伴是明代軍中特有的群體,洪武年間就已存在,但至成化初年明廷仍未訂立相應的制度規范。成化至嘉靖年間,圍繞軍伴問題,明廷陸續頒布了以限定人數為核心的政策與法令,并不斷調整,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軍伴制度。明廷力推軍伴制度的規范化,希望以此遏制軍伴使用中存在的問題,但實際收效有限,軍伴制度屢遭破壞,在京營試行的軍伴折銀也以失敗告終。由于武官與軍士都可以借軍伴之弊牟取利益,故對軍伴問題的整肅某種意義上是朝廷與武官群體的利益爭奪,朝廷的利益目標超出了其控制力所能達到的范疇,故而難以達成。明代軍伴坎坷的制度化過程,反映了武官群體對國家權力向下延伸的抗拒;其失敗的結果說明,明廷對基層官軍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關鍵詞: 明代; 軍伴制度; 衛所; 武官群體;

          Abstract: Junban(軍伴)was a unique group in the military of the Ming dynasty,which had existed since the Hongwu period,but had not been normalized until the early years of Chenghua period.During the period from Chenghua to Jiajing,the imperial court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decrees centering on limiting the number of Junban,which were constantly adjusted and fin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perfect system of Junban.The imperial court tried to normalize the Junban system in hope of containing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using of Junban.But it had a limited effect and the Junban system was repeatedly undermined.The commutation of Junban with silver,which was tried out in the Beijingcamp(京營),also ended in failure.Since milita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could both gain benefits from the drawbacks of the Junban system,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system in a sense became an interest struggle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military attache.In this game of interest,the imperial court's benefit objective surpassed its control over the military attache.As a result,it fail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stitutional standardization.The tortuous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Junban in the Ming dynasty reflects the resistance of the military attache against the downward extension of state power.Its failure likewise illustrates the limited control of the imperial court over the grassroots military officials and soldiers.

          Keyword: Ming Dynasty; Junban System; Weisuo; Military Attache;

          明代軍隊中活躍著被稱為“軍伴”的群體,他們服務于武官,承擔警衛、勤務等任務,職能與伴當相似1。然細究身份屬性,軍伴與武官自行招募的伴當、家丁又有所不同,軍伴由國家調撥,對武官而言是一種待遇,對軍士而言是一項差役2。有明一代的軍隊體制發生過多次變化,但從明初到明末各式體制下的軍隊中都存在有軍伴。上至總兵、都督,下至守備、百戶,各級武官皆配備有軍伴,無論衛所還是營兵,其軍士都需要面對被稱作“軍伴”的差役。故軍伴雖微,卻是觀察和分析明代軍事制度演進與變化的窗口。作為一項差役,軍伴牽連甚廣,關系著各級武官與普通軍士的切身利益,圍繞其來源、調配、使用等環節,逐漸形成一套政令、法規,并且隨著軍事制度的變化而不斷調整。這些有關軍伴的規制條文載錄在包括會典、律令條例等各種文本中,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其內容的制定、變化影響著軍戶軍役、衛所制度等諸多問題3,與明朝軍制緊密相連。總而言之,“軍伴”一詞具有多重意涵,既是軍中的特殊群體,也是關乎武官與軍士利益的差役,圍繞軍伴的政令條文則構成明代軍事制度之組成部分的軍伴制度。
         

        明朝軍伴制度的利害關系與權力博弈
         

          目前學界對軍伴的系統研究還比較有限,主要關注的是作為群體和差役的軍伴,但所討論的問題也已觸及制度層面,研究者發現,自明中葉開始,朝廷陸續訂立相關制度,然武官與軍士卻逆流而行,不斷挑戰和破壞軍伴制度4。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明代軍伴制度化是如何推進的,又牽動了何種利益關系?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討論。本文以明代軍伴制度為核心,嘗試梳理相關制度訂立、調整、完善的過程,分析制度破壞的表現和動因,探析其中的利害關系與權力博弈,不當之處,尚祈批評指正。

          一、洪武至成化初年軍伴制度的缺漏

          軍伴是明代獨有的群體5,但與明代軍事制度的許多內容一樣,其源頭可追溯至元代的伴當,即“那可兒”,故而被視為元明之際北制南下的表現之一6。不過,元代的伴當具有“門戶奴隸”的特點7,與主人具有緊密的人身依附關系,明代的軍伴雖與其職能相似,但身份性質明顯不同。充任軍伴是明代軍士需要承擔的一項差役,故而既有“當差軍伴”,也有“補役男”的說法8。一般而言,武官所用的軍伴來自統轄的軍士,如永樂年間平定安南、設立衛所,武官的軍伴“亦如舊例,就于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9。這些軍士輪流當差,充任軍伴,與武官不存在穩定的人身依附關系。理論上,武官強占軍伴、控制人身自由是嚴重的違法行為,甚至會被處死10。明代中葉負有監營和鎮守之責的內臣也參照武官,享有配給軍伴的待遇。在朝廷配給的軍伴之外,武官、內臣往往還另有私役,也以軍伴為名11。

          由洪武末年成書的《逆臣錄》可知,早在明朝建國之初,衛所武官就已經配有軍伴,使用的人數與武官的品階直接掛鉤,衛指揮使至少有8位軍伴。這些軍伴日常跟隨主官,協助辦理各項公務、私事,深度介入武官生活。其中一位名為王興住的,被陶指揮招為軍伴,平時跟隨服侍,即便外出也要“跟隨本官回家吃餉午飯”,故而對武官的公私事務了解甚多。他供述了陶指揮外出拜訪的人物、家中來訪的客人以及私下談話的內容,成為給陶指揮定罪的依據12。由此可見,早在明朝立國之初,軍中就已經普遍使用軍伴。

          《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禮部奏定武職隨從人數,一品至三品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俱用正軍,三日一更”13。有人認為此即明初的軍伴規制14。實際上,這條材料記載的內容是否與軍伴有關,還值得商榷。最明顯的問題是,軍伴普遍服役時間較長,《逆臣錄》中出現的軍伴正是因為長期伴隨武官,才能知曉主官勾結“藍黨”、陰謀反亂的機密。但此條記載中的“三日一更”,明顯與長期服役的事實相違背。此外,這條材料中最高的一品大員也只有6名軍伴,人數遠少于《逆臣錄》中出現的數字。明初的相關史料較少,將考察的時段向后延伸,又可獲得新的發現。

          成化七年(1471年)大寧都司所屬衛所的指揮僉事薛聰上奏,請求朝廷將有關軍伴的“太祖高皇帝舊制,通行內外法司”,以明確各級官員配備軍伴的數量、軍士服役時間、選取軍伴來源等重要內容。朝中官員查閱典章,只發現禮制榜冊中有官員“合用儀從”的記載,“別無開指揮千百戶等官使用軍伴名數”15。成化十四年(1478年)兵部論及以往情況時也表示:“自來不曾奏準定與軍伴額數。”16成化朝的大臣們不可能缺乏查詢明初典章制度的能力,也沒有必要隱瞞實情,唯一的解釋是,雖然自洪武以來明代軍中已經普遍存在軍伴,但朝廷始終沒有訂立相應的制度規范,而上引《明太祖實錄》中記載的內容只是禮儀性質的扈從,故而“三日一更”,并非軍伴。

          由于不存在相應的制度,故有學者認為,明初沒有為武官配置合法的軍伴,這一時期出現的軍伴屬于非法性質的私役17。事實上,盡管沒有制度細則,但自洪武以來,朝廷從未禁止武官役使軍伴,鄭和船隊中就有相當數量的軍伴,還得到了朝廷相應等級的賞賜18,可見其身份是合法的。武官、內臣對自己役使軍伴也不隱諱,比如永樂十六年(1418年)云南刻立的《永樂重建賓居神廟碑》,其中清楚地記載了動工之前內官潘榮“差軍伴戴道隆往白塔場”的經過19。又如雁蕩山存有一方景泰三年(1452年)刻立的石碑,系市舶司內臣與錦衣衛武官游覽所留,落款處有名有姓的軍伴多達12人20。成化之前武官役占軍士以充當軍伴乃是常態,盡管存在著自主性與隨意性,但很難稱之為“非法”,更近似于“無法可依”。

          總之,明太祖訂立了許多制度規范,形成了有明一代影響深遠的“祖制”21。但洪武年間訂立的規章制度仍有不少缺漏,軍伴即是其中之一。自洪武至成化初年的百余年間,軍伴一直活躍于軍中,但明廷始終沒有制定相關的法規細則,制度設計長期存在缺失。

          二、成化至嘉靖年間軍伴制度的完善

          洪武以來軍伴制度的缺失,當與明初以衛所為絕對主體的軍事構成有關。軍伴直接介入武官的日常生活,難免涉及機密要務,地位雖微卻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武官需要選擇最為熟悉、可靠的軍士充當自己的軍伴,無差別地調發軍士既不利于軍伴發揮作用,也不符合武官的實際需求。在世襲罔替的衛所內部,由武官自行決定軍伴的使用,未嘗不是一種辦法。進入明代中葉,隨著軍制的變化,軍伴的調撥與使用也面臨著新的環境,最先發生改變的是京營。景泰三年選編十營團操,稱團營。每營設坐營都督一員,都指揮三員,下設指揮、把總指揮、領隊、管隊等官22。團營的出現改變了衛所體制下武官和軍士的統屬關系,團營官兵選自三大營,卻重新編制成軍,武官統轄的不再是原先衛所的軍士,也就無法按照傳統模式獲得軍伴。這個問題很快被反映到朝廷,并在當年就得到了解決:各官從管轄的團營軍士中撥發軍伴,“總兵官六十人,坐營都督及五千神機營伯三十人,達官侯伯二十人,都督十人,都指揮四人,坐營都指揮八人,其余把總、管隊、指揮、千百戶、鎮撫俱一人”23。

          此次朝廷對團營撥發、使用軍伴的規定只是應急之舉,并未得到推廣和完善,也沒有引起朝中大員對相關制度建設的重視。成化七年遼東衛所武官奏請明晰軍伴規制,朝中官員雖然發現缺少相應的制度規范,但是并未修訂制度。直到成化十四年御馬監太監汪直巡邊,才注意到軍伴制度缺失帶來的問題。在巡視永平等處防務時,汪直發現“鎮守守備內外官員中間,多有將備邊軍士私自占用二三百名或百五十名,妨礙操守”,占役軍伴直接損害了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利益。留心軍事的汪直深感事態嚴重,將情況上報明憲宗,請求“將鎮守至管隊官,俱定與軍伴名數”24。

          汪直發現的營兵武將濫用軍伴,根源在于制度缺失。營中武官雖然大多來自衛所,但其銓選方式更為靈活,都司衛所內品級很低的武官,在營兵中可能被任命為較高的武職13。由于此前沒有可資參考的“軍伴事例”,營中各官隨意調配軍伴,往往大肆占役。這些軍士消耗國家糧餉,卻不能操練御敵,自然引起朝廷焦慮。經明憲宗敦促,軍伴制度化終于正式開啟,首先針對汪直巡視營兵發現的問題,明確了以限定使用人數為核心的營兵規范25。之后,作為京營老營的三大營以及在外衛所的軍伴規范也納入了討論范圍,參照團營、營兵規制,明廷相繼確定了各級武官配置軍伴的數量17,軍伴制度的規范化初步實現。

          明廷之所以在成化十四年連續發布政令,規范軍伴的定額與使用,除了汪直的強力推動外,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濫役軍伴降低了軍隊的戰斗力,特別是在營兵中,軍伴的存在直接削弱了國家養軍的價值,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利弊關系既已清晰,本就不享有軍伴的文官們要求進一步削減軍伴定額,而享有軍伴的武官、內臣則竭力反對,雙方對于軍伴問題的態度涇渭分明。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朝中文臣提議將各官軍伴數量削減過半,遭到武臣的強烈反對,憲宗下令復核“先年及今人數來奏”26,裁革提議無果而終。次月,以兵部尚書為首的文臣再次發難,他們以武官多占軍士、影響正役為由,成功說服憲宗削減了高級武官的軍伴定額27。不過,武官、內臣雖然無力在朝堂上阻止文臣形成決議,卻能另辟蹊徑,阻撓制度的落實。軍伴新制頒布不到一個月,以神機營監槍內臣鄧2)為首的23人直接向皇帝進言,以“近減軍伴”不足使用為由“奏乞增益”,要求增加配給的軍伴數量,得到了憲宗的允許28。類似的特例隨之而來,并被各處效仿,使得剛剛確立的軍伴制度形同虛設。弘治十一年(1498年),兵部侍郎李介巡視邊防,發現以限定人數為基礎的軍伴規制并未得到貫徹,武官、內臣普遍超額使用軍伴29。兵部尚書劉大夏也批評道:“管營內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撥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30顯然,成化年間雖然訂立了一系列的軍伴制度,卻未能有效落實。

          弘治一朝整頓國家制度,軍伴制度的規范化被再度提上日程。以成化年間限定人數的制度規范為基礎,結合地方督撫的建議,弘治朝訂立了更加嚴密的軍伴制度,在限定人數的同時,還明確了軍伴的選取范圍、服役時間等內容31。鑒于成化年間過度削減軍伴數量,引發武官、內臣抵制的事實,此次訂立規制時注意做出了一些讓步,武官配給的軍伴定額較之成化后期略有增加32。

          表1 明代營兵武官軍伴定額表(9)
        表1 明代營兵武官軍伴定額表(9)

          以弘治年間修訂的制度規范為基礎,嘉靖年間的軍伴制度又有了進一步的完善。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明確了四衛營內臣使用軍伴的具體辦法,使軍伴制度實現了對與之相關的各種群體的覆蓋14。嘉靖中期恢復三大營舊制,明廷隨之補充和修改了軍伴制度的相關內容33。自成化年間開啟軍伴制度的規范化以來,經過反復修訂,最終在嘉靖年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軍伴制度。

          三、嘉靖至崇禎年間制度的破壞與軍伴折銀

          翻檢史料不難發現,盡管軍伴制度的設計愈發嚴密,但制度的執行情況很不理想。軍伴制度的核心是限定役占人數,然而嘉靖以后濫役軍伴的情況卻比比皆是。在邊鎮,“一官到任,選軍一番,更亂成規”34,“鎮臣路將有占至數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18,超額役占軍伴可謂司空見慣。京城同樣如此,京營大小官員無不多占軍伴,數額遠超規定。比如京師九門的守門武官、內臣,按照弘治以來的制度規定,每門配備軍伴5人35,然而萬歷末年僅在冊的九門軍伴就多達588人36,是定額的10倍有余。無論是源自皇帝“額外施恩”的賞賜,還是武官私役、軍士投充37,超額役占都破壞了軍伴制度,看似完善的制度規范難以落到實處。而武官、內臣之所以想方設法多占軍伴,并非出自勞役需求,主要是借軍伴名目“冒支月糧,辦納月錢”38,牟取經濟利益。因為許多軍士雖然列名于軍伴名冊,但并不承擔實際勞役,而是通過諸如“按月包銀”23的形式向武官、內臣繳納銀錢。

          武官將軍伴折銀納錢,固然有違制度規范,但行之既久,又存在于各處,早已不是秘密,朝廷在整頓和維護軍伴制度時,也考慮到了這種情況,京營的軍伴折銀正是醞釀于此。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明廷發布了新的規定,京城三大營的武官、內臣不再從營中發撥軍伴,而是“不分營官大小,每軍伴一名,每月給銀四錢”,根據制度規定的軍伴數量,直接向武官、內臣發放對應的銀兩39。萬歷九年(1581年),御馬監統轄的四衛營也做了同樣的調整,“軍伴照三大營折銀,以杜役占”40。這筆開支由朝廷統一安排,最初于“班價內給與”41,后將太仆寺的部分收入“留為軍伴之用”42。明廷之所以在京營推行軍伴折銀,根本原因是武官、內臣以軍伴之名大肆役占軍士,削弱了京營的戰斗力。營中軍士被占作軍伴,意味著可用的營操戰兵相應減少,而且武官征用的大多是強壯有力、家資富裕的軍士,導致戰斗人員的數量、質量都出現了下降,京營之所以出現“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43的窘境,濫役軍伴是其原因之一。正是出于“以杜役占”的目的,朝廷才在軍伴制度方面做出退讓,希冀通過折銀的方式,變相地“贖回”被役占的軍士。

          然而明廷的折銀只限于額定的軍伴數量,并未考慮多占軍伴給武官、內臣帶來的收益。朝廷認可軍伴折銀,固然是制度層面的讓步,但在多占軍伴已是普遍現象的情形下,按軍伴定額折銀也是要求武官、內臣在利益層面做出退讓。軍伴折銀發放之后,京營“將領既領軍伴銀兩,仍又額外役占”44,“歲費軍伴已自不少,而占役占馬又復不貲”45,武官、內臣拒絕退出既得利益,他們在領取軍伴銀兩的同時,仍舊役占軍士。其結果是,京營軍伴折銀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困擾朝廷的占役問題,反而增加了直接的財政負擔。崇禎二年(1629年),京營軍伴等項開支一千四百余兩白銀46,“己巳之變”后新提拔了大量武官,軍伴等項的開支也相應增加,這筆不菲的支出成了戶部官員眼中“數十年不破之積蠹”47。

          失敗的京營軍伴銀改革還向外傳遞了錯誤的信號,使本就非法存在的軍伴折銀更加肆無忌憚。京城以外,明廷不僅從未允許過任何軍伴折銀,而且早有嚴令,“不許按月納錢”48,但外鎮的營兵、衛所軍伴折銀屢見不鮮,“占役百余輩,半多折銀以充囊”49早已成為常態。萬歷以后,更有明碼標價販賣軍伴者,如南直隸池河營把總劉承祖公開“賣軍伴而每季納銀四兩”50,不僅明目張膽地違犯法度,其價碼也遠高于京營每月四錢的標準。有研究者根據京營的軍伴折銀標準,參照軍伴制度中限定的使用人數,將軍伴銀量化為外鎮武官的收入51。事實上,外鎮營兵、衛所武官的軍伴收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最終的數額取決于他們實際役占的人數與獲利的方式,收入形式也種類繁多,既有銀兩,也有實物,甚至“以屯田抵差錢”52,很難一并折銀計算。

          四、制度整肅與利益糾葛

          制度的落實需要相應的懲處機制作為保障,軍伴制度亦是如此。早在成化年間朝廷就明確規定,凡有違制役占軍士者,要根據役占人數的多少處以不同程度的懲罰,嚴重的要“罷職充軍”。隨著軍伴制度的規范與完善,濫役軍伴的懲處細則也得到了明確與細化53,相關條文成為明代法律的一部分54。直到晚明,朝廷仍然強調各級官員使用軍伴需遵照定額,“有額外多占”、“賣放軍人,包納月錢”者分等降級,甚至“罷職發邊衛充軍”39。就條例而言,整肅軍伴制度有法可依,建立在相關條例基礎之上,朝中文官也屢有整肅軍伴制度的提議,要求嚴格約束武官、內臣“除額定軍伴外,不得占役一人”55。但這些動議無不遭遇強大的阻力,有的在朝堂上就“多格不行”41,有些雖然通過了朝議,卻難以落到實處。弘治年間,因司法審理“近例太多,人難遵守”,明孝宗下令統一編訂新條例,但在審定的過程中,朝中官員多有爭議,其中軍伴即是爭論的內容之一15。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獨石口守備曾被發現多役軍伴,“顯是蒙朧作弊,欲將本官依軍令處治”,結果涉事武官“抗拒不服,毀罵奔走去訖”56。軍中自有體系,中下層的守備尚且如此,何況世襲已久、勢力盤根錯節的高級武官,軍伴律例的實際約束力相當有限。

          軍伴制度的立與破,背后是朝廷與官、軍的利益之爭。規范和整肅軍伴制度,既能增強軍力,也可節省國家財力,特別是明代中后期募兵日漸增多,役占軍伴對國家利益的侵害顯得更為直觀,有的地方把軍伴作為一個專項編入軍費,比如江陰縣所募水路哨官兵中就有軍伴三人,每日支銀二分57。此種情形下,朝廷希望通過制度規范,控制軍伴的使用數量。“往時將官多役占,故議給軍伴”58,即自成化以來朝廷制定和完善軍伴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限制武官役占軍士,減輕國家軍費、軍力的消耗,這是明廷最基本的利益關切。

          但就軍隊而言,武官配屬軍伴,猶如文官役使皂隸59,是不可缺少的部屬。特別是親臨戰陣的武將,必須有相當數量的親信軍士伴隨左右,而軍伴正是將帥親兵的重要來源,與“標兵”有著直接的繼承關系60,殘存的明朝檔案中也有軍伴跟隨將領投入激烈戰斗的記載49。因此,有明一代,軍伴不僅長期存在,而且得到了統軍將領的重視。在戚繼光編練的軍隊中,各級軍官都有數額不等的軍伴61;盧象升整頓軍隊,也認為“營將雖有大小,而書識、軍伴等役,勢不能無”,同樣為各官編制了軍伴20。即便是在軍事職能已經弱化的衛所,晚明也出現了諸如“軍余丁差,照依民戶條鞭,一例雇募,以杜役占”21的改變,但軍伴仍存有力役的形式。在威海衛,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掌印指揮董遇時推行條鞭之法,將各項力差“俱免編名,止分三則納銀”,“各給工食招募”,但軍伴一項并未折銀,只是限定應優先從本族選用,“不得揀占異姓”22。武官需要配備一定數量的軍伴,同時又希望盡可能擴大役占規模,以此獲得額外收入,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

          因軍伴制度破壞而獲利的,不只是役占軍士的武官,許多充當軍伴的軍士也在借機取利。文臣是揭露軍伴弊害、倡導規范軍伴制度的主要群體,閱讀他們的奏議,往往給人以武官濫役軍伴、虐待軍士的印象。但程彩萍注意到,“明代軍伴的生活又并非皆如此困苦”,充役的軍士里既有被欺凌的受害者,也不乏興風作浪之人54。從軍士的行為以及他們的利益動機來看,后者不在少數。與一些文臣描述的軍士不堪荼毒,盡力逃避軍伴差役的表現截然相反,許多軍士不僅甘愿充當軍伴,而且為了當上特定武官的軍伴,還要付出不小的費用。如萬歷年間云南左衛指揮馬阜招納軍伴一百名,“每名索二三兩不等,方準收用”62。這些軍士之所以熱衷于充當軍伴,核心動機在于可以借軍伴的身份躲避差役、減輕負擔,因為“跟官占役,例不出錢”,“例不做工”63。雖然軍伴要為武官提供勞役、金錢,但兩相權衡,反而負擔更輕。倘若投充的武官位高權重,軍伴還能狐假虎威以借機牟利,明末檔案中就出現有軍伴借主官之名欺凌軍士,甚至公然劫掠的事情64。

          正因為有諸多避役、牟利的機會,在許多地區,武官借軍伴名目大肆役占,不僅沒有遭到基層軍士的反抗,反而極受歡迎。在明末陜西,有軍士“昔年鉆營”,只為能長期充當軍伴等差,以此“希圖霸種屯地”65。在戰場前線,充當軍伴的好處更為明顯,將領們的軍伴既能逃避營中苦役,還因為跟隨武官的緣故,能夠在兩軍交鋒的戰場上處于相對安全的位置。在寧夏鎮,“官軍投托各將領以避征調,多至千數百人”66,每遇“地方不寧”,以軍伴之名“投托跟官不岀者”尤多67。事實上,對于軍士熱衷于充當軍伴并借機牟取私利的情況,文官并非一無所知,早有官員將“一官占用數十”與“奸軍用財買求”并列,視為軍中積弊68。

          對國家而言,軍伴制度的破壞意味著利益損失,但對役使軍伴的武官、內臣以及相當數量的軍士而言,破壞軍伴制度意味著更多的收益。借軍伴名目,武官可以驅使軍士,“或役其力,或取其資”,為己牟利69,充役的軍士也能憑借爪牙身份“多方攫取”,牟得利益,甚至作威作福70。超額占役的軍伴數量越多,制度的破壞就越嚴重,但從中獲益的武官和軍士就越多。研究者注意到,明代中后期軍事體制中的社會化、經濟化因素顯著增強,比如原本用于防衛操練的班軍,逐漸轉變為職業工匠60。軍伴制度也是如此,在更多情況下呈現為社會與經濟層面的事務,明廷整肅軍伴制度,實際是要剝奪官與軍通過破壞制度而獲得的利益,并由此保護國家利益。因此,軍伴的制度化整肅不只是政治制度層面的改革,也是朝廷與武官、軍士等的利益之爭。

          對于其中復雜的利益關系,當時人并非毫無察覺,最具代表性的是萬歷年間的內閣首輔申時行。作為朝廷的首腦人物,申時行一方面認可整肅軍伴規制、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性,他支持文官清查積弊,也贊成“將領已給軍伴,不宜仍占役”的原則18,但另一方面,針對制度落實過程中遭遇的困難,特別是武官的反對,身居高位的申時行務實地意識到,強制推行軍伴制度、嚴厲整肅不法官軍,不僅注定無法成功,還有可能導致動蕩。因此,對于地方督撫整肅軍伴積弊的提議,申時行的回復是:“軍伴一節,尚須詳議,如就于本鎮通融處抵,乃為尤善耳。”71在這位內閣首輔看來,與其糾纏于無法實現的制度設計,不如向現實妥協,維持軍隊衛所的穩定。

          申時行的觀點雖與其性格不無關系,但也是服從于現實的選擇。整飭軍伴制度雖然有利于國家,卻又必然損害官與軍已經占有的利益。朝廷沒有能力強迫官軍放棄通過破壞制度而得到的現實利益,軍伴制度化的落實與整肅就注定只能是鏡花水月。從更現實的一面出發,軍伴制度的敗壞固然造成了國家利益的損失,但至少能保證這些軍士還在朝廷可控的軍隊序列之中,“額外占役與包納月錢者,情雖可惡,而其軍猶在也”72。武官、內臣多占軍伴的確有違制度規范,但此行為既難以禁止,軍士“置之間地,不行差操”73也總歸好過逃絕,與其一味地謀求整肅制度,不如聽任于現實。正是出于現實考慮,雖然直到明末還有官員呼吁整肅軍伴制度,但朝廷已不再采取大規模的強力懲治措施,事實上默認了軍伴制度的崩壞。

          五、結語

          軍伴雖微,但直接關聯著普通軍士和各級武官的切身利益,又牽動著對國家至關重要的軍事和財政,以實際成效衡量,明代軍伴制度的規范化無疑是失敗的。成化以后,盡管明朝君臣察覺到了制度的缺失與遺漏,并不斷完善制度內容,但始終未能消除積弊,特別是最為突出的超額役占問題,直至明末仍是軍中的普遍現象。程彩萍認為,這“反映了武官群體過度追求經濟利益而軍事素質下降之趨勢”74。誠然,對于使用軍伴的武官、內臣以及借軍伴之役牟利的軍士而言,經濟利益無疑是其破壞制度規范的重要出發點,但作為一項關系甚廣的軍事制度,軍伴制度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首先,作為明代軍事制度的基礎,衛所軍制的敗壞與軍伴制度的破壞具有相互影響的關系,濫用軍伴也被視為衛所制度崩壞的表現之一54。在衛所,武官、軍戶皆世代承襲,武官使用世代統轄的軍士為軍伴,容易形成自成一體的空間,制度弊病難以避免。有明一代的軍制雖然幾經變革,但絕大多數武官都出自衛所,又使得軍伴之弊不可避免地從衛所蔓延至所有的新生軍制之中。

          其次,制度設計長期存在不及時、不合理的問題。早在洪武年間,就已經出現了衛所武官大量私役軍士的事件,被明太祖發現并嚴厲懲處75。然而朝廷并未以此為契機,及早訂立相應的制度規范。成化年間訂立的軍伴制度,是在“率為營私”帶來的“尺籍徒存,行伍漸耗,軍額日削”76的擔憂之下倉促形成的決議。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到武官、內臣以及軍士的利益,軍伴制度自訂立之初就備受爭議,在推行過程中遭遇到了強大的阻力。

          再次,最高統治者對軍伴制度的嚴肅性缺少足夠的認識,嚴重妨礙了制度規范的落實。成化二十一年,朝廷決議削減軍伴定額不足一個月,明憲宗就額外恩賜數十人增加軍伴人數,破壞了制度規范77。弘治朝全面規范了軍伴制度,但對于私役多達千余人的內臣劉恭,明孝宗卻拒絕了文臣提出的嚴懲意見,仍留用于原處78。嘉靖年間軍伴制度已經趨于完善,皇帝還是把軍伴視作可以隨意增加的賞賜,比如嘉靖十九年(1540年)太監辛壽向皇帝乞休,明世宗“賜軍伴三十名”79。最高統治者的游離態度,從一開始就嚴重削弱了軍伴制度的執行力。

          最后,即便得到了朝廷的重視,明代的軍伴制度也難以落到實處。總覽明代有關軍伴的紛爭,歸根結底是朝廷與武職的利益爭奪,而制度設計的利益目標過高,超過了明廷控制力所能達到的范疇。一方面,訂立制度的文官們沒能充分考慮到武官與軍士的利益訴求,以至于出臺的規制不僅有損于其既得利益,也不符合現實的合理需求,必然遭到強烈反對。潘季馴曾提醒,“各衛掌印僉書、軍伴多不夠用”72,一味地尋求裁減軍伴、約束武官并不可行,但這樣的認識沒能吸納并體現于軍伴制度之中。另一方面,朝廷雖然制定了規范,卻很難在軍隊中強制推行,特別是無法強迫武官與軍士放棄既得利益,再嚴密的制度設計也不免淪為空文。盡管明廷也通過修訂制度的方式,做出過諸如增加軍伴定額、試行軍伴折銀的讓步,但調整后的目標依然超出了對軍隊的控制能力,也與武官、軍士所獲得的實際利益相差甚遠,制度整肅的屢屢失敗自然不可避免。

          注釋

          1參見傅衣凌:《伴當小考》,《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08頁。
          2參見趙中男:《論明代軍隊中家丁的特點與地位》,《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3期,第148頁;曹循:《明代鎮戍將官的官階與待遇》,《歷史檔案》2016年第3期,第68頁;程彩萍:《明代軍伴的產生及其社會化》,《歷史檔案》2016年第4期,第49頁。
          3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衛所軍役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1分,1997年,第18~20頁;張金奎:《軍戶與社會變動》,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449~450頁。
          4參見程彩萍:《明代軍伴的產生及其社會化》,《歷史檔案》2016年第4期,第58頁。
          5(1)如道格爾題名碑中殘留的“□□軍伴賈永□”文字,被視作支持該碑系明代刻立的重要證據(參見王科社:《甘南碌曲道格爾題名碑和莽揑剿虜》,《西部考古》第1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307頁)。
          6(2)參見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歷史研究》2011年第5期,第72頁。
          7(3)參見亦鄰真:《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內蒙古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第9頁。
          8(4)明太祖敕錄,王天有、張何清點校:《逆臣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98頁。
          9(5)黃福:《奉總兵英國公》,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二○《黃忠宣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本,第159~160頁。
          10(6)《明宣宗實錄》卷六三,宣德五年二月乙酉,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483頁。
          11(7)參見李建武:《公務與私用:明代鎮守內官跟隨人員考》,《江西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第127頁。
          12(8)明太祖敕錄:《逆臣錄》,第178~179頁。
          13(9)《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丙寅,第3347頁。
          14(10)參見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
          15(11)劉篤才等點校:《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六《縱放軍人歇役》第5、6條,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5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
          16(12)《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六《縱放軍人歇役》第11條,第17頁。
          17(1)參見程彩萍:《明代軍伴的產生及其社會化》,《歷史檔案》2016年第4期,第50頁
          18(2)《明太宗實錄》卷七一,永樂五年九月己卯,第999頁。
          19(3)《永樂重建賓居神廟碑》,轉引自楊偉兵:《滇西旱壩的水利與地文---以賓居下村為例》,《歷史地理研究》第3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頁。
          20(4)參見《明陳彝記游碑》,浙江省樂清縣文化局編:《雁蕩山摩崖石刻》,浙江省樂清縣文化局1987年印行,第31~32頁。
          21(5)參見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史學集刊》1991年第3期,第21頁。
          22(6)參見黃冕堂:《論明代的京營》,《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第33頁。
          23(7)《明英宗實錄》卷二二四,景泰三年十二月甲午,第4863頁。
          24(8)《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六《縱放軍人歇役》第11條,第18頁。
          25(9)參見彭勇:《從“都司”含義的演變看明代衛所制與營兵制的并行與交錯---以從“都司領班”到“領班都司”的轉變為線索》,《明史研究論叢》第13輯,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2頁
          26(10)《明憲宗實錄》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丁未,第3196~3197頁。
          27(1)參見《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六《縱放軍人歇役》第9條,第14頁;第11條,第18~19頁。
          28(2)《明憲宗實錄》卷二六〇,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第4395頁。
          29(3)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二六二,成化二十一年二月乙卯,第4434頁。
          30(4)《明憲宗實錄》卷二六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辛丑,第4464頁。
          31(5)參見《明孝宗實錄》卷一三四,弘治十一年二月壬申,第2356頁。
          32(6)劉大夏:《條列軍伍利弊疏》,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七九《劉忠宣集》,第703頁。
          33(7)參見徐日久:《五邊典則》卷二,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2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518頁。
          34(8)參見萬歷《明會典》卷一三二《各鎮通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76頁;卷一一九《降調》,第618頁。
          35(9)數據來源:《明憲宗實錄》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丁未,第3197頁;卷二六二,成化二十一年二月乙卯,第4434頁。萬歷《明會典》卷一三二《各鎮通例》,第676頁。另,表中“-”意為引用的史料中沒有對應的數字。
          36(10)參見萬歷《明會典》卷一三四《四衛營》,第694頁。
          37(11)參見萬歷《明會典》卷一三四《營政通例》,第691頁。
          38(1)顏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公東皋傳》,焦竑輯:《國朝獻征錄》卷五六,續修四庫全書第5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98頁。
          39(2)《明神宗實錄》卷五七八,萬歷四十七年正月丁酉,第1942頁。
          40(3)參見胡丹:《明代北京的宦官門官初探》,吳艷紅主編:《明代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頁。
          41(4)參見《明神宗實錄》卷五七一,萬歷四十六年六月癸未,第10782頁。
          42(5)參見程彩萍:《明代軍伴的產生及其社會化》,《歷史檔案》2016年第4期,第50~53頁。
          43(6)霍翼:《軍政條例類考》卷一《禁革占軍冒糧》,續修四庫全書第852冊,第20頁。
          44(7)萬歷《四鎮三關志》卷七《巡按御史王友賢條陳疏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1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301頁。
          45(8)(10)萬歷《明會典》卷一三四《營政通例》,第691頁。
          46(9)畢自嚴:《度支奏議》云南司卷四《覆班軍鹽菜犒工不得冒破疏》,續修四庫全書第489冊,第223頁。
          47(11)《明神宗實錄》卷五〇九,萬歷四十一年六月庚戌,第9645頁。
          48(12)陳時明:《嚴武備以壯國威疏》,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二二九《陳給諫奏疏》,第2402頁。
          49(13)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七《京營練兵事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7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570頁。
          50(14)李邦華:《李忠肅先生集》卷四《請裁三備兵營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8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87頁。
          51(15)參見畢自嚴:《度支奏議》福建司卷四《題議三大營廵捕營各官加銜冒餼疏》,續修四庫全書第490冊,第412頁。
          52(16)李邦華:《李忠肅先生集》卷四《酌議清汰備兵疏》,第190頁。
          53(1)《明憲宗實錄》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丁未,第3197頁。
          54(2)周孔教:《中州疏稿》卷二《舉劾武職官員疏》,《周中丞疏稿》,續修四庫全書第481冊,第277頁。
          55(3)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卷一○《五年考察各營將領疏》,續修四庫全書第1349冊,第225頁。
          56(4)參見曹循:《明代鎮戍將官的官階與待遇》,《歷史檔案》2016年第3期,第69頁。
          57(5)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三《明職掌專責成練兵振武以保安祖宗根本重地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4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影印本,第216頁。
          58(6)參見萬歷《明會典》卷一一九《降調》,第618頁。
          59(7)參見懷效鋒點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
          60(8)《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一四《縱放軍人歇役》,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修訂法律館刻本,第43~44頁。
          61(9)汪:《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黃訓輯:《名臣經濟錄》卷四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4冊,第290頁。
          62(10)《明武宗實錄》卷八,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壬戌,第246頁。
          63(11)陳洪謨撰,盛冬鈴點校:《治世余聞》上篇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0~31頁。
          64(12)葉盛:《邊奏存稿》卷六《抗拒不服毀罵內臣等事》,《葉文莊公奏議》,續修四庫全書第475冊,第361頁。
          65(13)參見萬歷《常州府志》卷一二《額兵》,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58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29頁。
          66(14)申時行:《綸扉簡牘》卷四《答蹇理庵廵撫》,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1冊,第162頁。
          67(15)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辛丑,第221頁。
          68(1)參見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5頁。
          69(2)如萬歷九年祖承訓在遼東出擊作戰,陣亡名單中就有“軍伴一名,徐忙兒”(參見《廣寧左衛左所為官軍斬獲犯邊達子首級得獲馬匹事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的呈文》,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97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
          70(3)戚繼光:《練兵實紀》卷一《練伍法》,叢書集成初編第948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頁。
          71(4)盧象升:《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卷八《遵旨覆奏雜流武職冗濫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09~210頁。
          72(5)陳有年:《陳恭介公文集》卷二《酌議軍余丁差以蘇疲累事疏》,續修四庫全書第1352冊,第635頁。
          73(6)乾隆《威海衛志》卷九《遵憲定額條鞭碑記》,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223頁。
          74(7)程彩萍:《明代軍伴的產生及其社會化》,《歷史檔案》2016年第4期,第55頁。
          75(8)毛堪:《臺中疏略》卷三《舉劾武職官員疏》,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7冊,第617頁。
          76(9)萬歷《四鎮三關志》卷七《總督都御史劉燾條陳疏略》,第296頁。
          77(10)參見《直隸巡按監察御史葉成章為糾劾不職武弁事題本》,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5冊,第258~259頁。
          78(11)孫傳庭:《白谷集》卷四《行清軍兵備道查各衙門軍役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6冊,第332頁。
          79(12)《明武宗實錄》卷七七,正德六年七月丙辰,第1686頁。
          80(13)葉盛:《兩廣奏草》卷八《巡撫等事》,《葉文莊公奏議》,第439頁。
          81(14)艾穆:《艾熙亭先生文集》卷一《條奏事宜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686頁。
          82(15)萬歷《杭州府志》卷三五《軍額》,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24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2588頁。
          83(16)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卷四《舉劾武職官員疏》,第108頁。
          84(1)參見彭勇:《班軍:從操練之師到職業工匠---明代北京城防御戰略轉變的一個側面》,《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第70頁。
          85(2)申時行:《綸扉簡牘》卷四《答王舂陵總督》,第173頁。
          86(3)申時行:《綸扉簡牘》卷二《答周樂軒總督》,第52頁。
          87(4)(5)霍翼:《軍政條例類考》卷六《嚴禁條以懲夙弊》,第118頁。
          88(6)參見程彩萍:《明代軍伴的產生及其社會化》,《歷史檔案》2016年第4期,第58頁。
          89(7)參見吳晗:《明初衛所制度之崩潰》,《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頁。
          90(8)參見《皇明詔令》卷三《戒諭武臣敕》,續修四庫全書第457冊,第70頁。
          91(9)陳有年:《陳恭介公文集》卷二《酌議軍余丁差以蘇疲累事疏》,第635~636頁。
          92(1)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二六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辛丑,第4464頁。
          93(2)參見《明孝宗實錄》卷一九二,弘治五年十月乙巳,第3539頁。
          94(3)參見王顯國:《明代太監辛壽墓志考略》,《首都博物館論叢》總第33期,2019年,第307頁。
          95(4)潘季馴:《兵部奏疏》卷一《酌議軍衛事宜疏》,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2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290頁。

          原文出處:鄭寧.利益攸關:明代軍伴制度的規范與破壞[J].史學月刊,2020(1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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