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的源起與建設前景

　　摘    要：　“生態批評”是20世紀興起的文學批評流派,誕生于人類面臨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之時,體現了西方文論“向外轉”的態勢,拓寬了文學批評的探索領域。分析生態批評的源起、發展階段及其呈現出的專業化、國際化與全球化特點,探尋這一文學流派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　“生態批評”; 發展階段; 發展特點; 發展前景;

　　Abstract：　The school of literary eco-criticism comes into existence in early 1920 s at the crisis of serious natural ecology, which signifies the trend of turning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is paper accounts for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school.

　　Keyword：　eco-criticism;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prospect;

　　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展風起云涌,相繼有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等理論。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國家面臨嚴峻的自然生態危機,環境保護思潮在歐美興起,“生態批評”應運而生。“生態批評”是一支文學批評流派,誕生于人類面臨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之時,體現了西方文論“向外轉”的態勢,拓寬了文學批評的探索領域。

　　一、“生態批評”的源起

　　1972年,美國學者約瑟夫·米克爾在《幸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中首次提出“文學生態學”概念,主張探討“文學對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的影響”[1]。后來,此類術語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自然文學研究”“自然歷史閱讀”“環境文學批評”“綠色研究”“綠色文化研究”“生態批評”與“生態詩學”等術語紛至沓來。系列術語中, “生態批評”的接受面最廣。
 

　　1978年,威廉·魯克特爾在《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踐》中首次提出“生態批評”術語[2]。1989年,在美國西部文學學會上,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提倡關注“生態批評”[3]13,得到時任學會主席格倫·洛夫的積極響應[3]138。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闡釋“生態批評”的意義,引起了廣泛關注[3]107。

　　兩部“生態批評”著作共同構建了“生態批評”的理論綱領與原則。一部是勞倫斯·布依爾撰寫的《環境的想象:梭羅、自然書寫和美國文化的構成》,另一部是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與哈羅德·弗羅姆合著的《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其中,勞倫斯·布依爾的專著是“被‘生態批評’家引用最多的著作”[4],堪稱“生態批評的里程碑” [5]。

　　英國彼得·巴里教授在《文學與文化理論導論》中首次為新興的“生態批評”設立一章[6], 此后,許多關于20世紀西方文論的綜述性專著都將“生態批評”作為獨立的批評流派專列一章, “自90年代迄今,生態批評在學術期刊、會議、項目、學位論文、專題研究里大量出現,猶如洪水泛濫。”[7]

　　對“生態批評”的概念一直沒有確切的界定。1994年,西部文學學會曾邀請20位知名學者對“生態批評”概念進行分析,沒有形成一致意見。原因在于“生態批評”是一個“巨大而且正在繼續擴大的學術領域”,是一種“多種形式的考察”,“以環境問題為焦點向多種視角擴展”[8]。其跨學科特性使之不斷從其他學科中汲取研究方法,從而導致不同學者間批評方式差異巨大。隨著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生態批評”空間越來越廣闊,內涵也越來越復雜。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把“生態批評”界定為“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9]xviii。但是,“生態批評”的立場局限于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表層研究,力圖挖掘自然生態危機背后的社會、歷史、精神、思想及文化根源,并以文學批評方式探尋走出生態危機的途徑。

　　二、生態批評的發展

　　(一)“生態批評”的發展階段

　　徹里爾·格羅特費爾蒂勾勒了生態批評的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致力于研究文學再現自然與環境的兩種模式——“伊甸園”或“荒野”。第二階段力圖挖掘長期以來被忽視的自然文學作品及其生態思想。如,亨利·梭羅批判工業文明,提倡回歸自然與簡單生活;艾爾多·利奧波德提出“生態中心主義”與“ISB”三原則——完整、穩定、美麗;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對科技濫用的批判后來都成為“生態批評”的理論基礎或切入點。第三階段旨在建構生態詩學,將“生態批評”提升到理論高度,出現了阿爾伯特·史懷澤的“敬畏生命論”、彼得·辛格的“動物權利論”以及“生態美學”“生態女性主義”以及“生態馬克思主義”等。[9]xxiii-xxiv

　　勞倫斯·布依爾教授在其專著《環境批評的未來》中,將“生態批評”發展趨勢劃分為兩股浪潮,“第一股把環境看作是‘自然環境’,目的只是‘保護生物共同體’,認為‘自然’與‘人類’ 領域不像環境批評家所認為的那么互相關聯” [10]21。第二股對此表示質疑,主張“成熟的環境美學——或者倫理,或者政治——必須考慮大都市和內地,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生物中心主義的關注應相互滲透”[10] 22-23。勞倫斯·布依爾教授認為 “第一股可歸為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第二股可稱為環境公正型生態批評”[10]138。

　　(二)“生態批評”的發展特點

　　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生態批評”逐步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視角,這一發展過程呈現出專業化、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特點。

　　近年,一些西方高校“生態批評”專業課程不斷增加,且深受歡迎。帕特里克·墨菲說:“當然不必每個人都成為生態批評家,但在現代語言學會占有職位的所有院系都應當開設生態批評課程。”[11]《環境文學教學:材料、方法和文獻資源》一書,對指導“生態批評”課程與研究發揮了重大作用。耶魯大學英文系從本科到研究生,都有生態文學選修課程。俄勒岡大學格倫·洛夫教授及其同事開設的環境文學研究課程有五百多名學生選修[12]。哈佛大學開設了美國文學與美國環境課程,勞倫斯·布伊爾教授的講義被匯編為《環境的想象:梭羅、自然書寫和美國文化的構成》一書。另外,諸如弗吉尼亞、佐治亞、亞利桑那、猶他等地均被譽為“生態批評”重鎮。

　　“生態批評”雖發軔于美國,但逐漸“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學現象”[7]701。20世紀80年代,“生態批評”還是新生事物,相關研究人員擔心 “誰愿意聽我說話”,但現在成了 “我怎樣才能跟上它發展的步伐?”[13]1998年,帕特里克·默菲教授主編了一部囊括五大洲數十個國家的“生態批評”大型論文集《自然文學:一部國際性的資料匯編》,并提出“生態批評的發展需要對世界范圍的表現自然的文學進行國際性的透視”,這部論文集是“在這一方向邁出的第一步”[14]。

　　英國的“生態批評”研究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其奠基人為喬納森·貝特,1991年,他在《浪漫主義的生態學:華茲華斯與環境傳統》中使用了“文學的生態批評”一語[5]9。 1998年,英國第一本“生態批評”論文集《書寫環境:生態批評和文學》出版。勞倫斯·科普的《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被尊為英國生態批評里程碑。在英國,學者們把“生態批評”稱為“綠色研究”,研究對象主要聚焦于英國浪漫主義文學。

　　1992年,“生態批評”領域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性學術組織——“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成立,會長為斯科特·斯洛維克。2004年,“歐洲文學、文化及環境研究學會”成立。加拿大、墨西哥、尼日利亞、馬耳他、愛沙尼亞、澳大利亞、日本與印度等國的“生態批評”熱度也較高。

　　近年來我國也涌現出從事“生態批評”、生態文藝學與生態美學的專業學者,代表人物有曾繁仁、魯樞元、王諾、程虹等。“生態批評”的學術團體以及研究專刊也初具規模。成立于2004年的廈門大學“生態文學”團隊是我國高校第一個“生態批評”團隊,由王諾教授擔任學術帶頭人。創刊于1999年的《精神生態通訊》,是以推動“生態批評”與生態文藝學建設為主旨的刊物,由魯樞元教授擔任主編。創刊于2009年的由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潘陽湖學刊》是生態學研究專刊。山東大學生態美學與生態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了由曾繁仁、魯樞元擔任主編的《生態美學與生態批評通訊》。上述學術團體與研究專刊均為推廣與交流“生態批評”理念與成果作出了貢獻。

　　三、“生態批評”的發展前景

　　“生態批評”是西方文論的一次綠色轉向,為文學批評提供了新視角,開辟了新領域,注入了新活力,具有一定理論意義。首先,西方文藝理論或注重形式、文本、作家、讀者或關注種族、階級、性別、歷史、精神與文化等,但“自然”缺席。“生態批評”推動了文學與自然關系的研究,突破了文本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站在地球生態圈的高度透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了久已缺席的自然在文學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彌補了文學研究一直以來對自然視角研究的不足。其次,20世紀以來,歐美文學研究出現了“向內心、向文本形式”轉至“消解意義與價值”傾向,這既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偏頗性。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與文化批評等的出現雖起到了一定的糾偏作用,但“生態批評”倡導的文學研究向自然、地球、生態意義與生態審美轉向,扭轉了某些文學研究脫離社會現實的晦澀化傾向,加強了文學批評對真實世界的指涉,有助于糾正當代文學研究的某些偏頗,從而拓寬西方文論探索的領域。

　　“生態批評”力圖挖掘和批判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倡導批評家為緩解甚至消除生態危機承擔責任,具有一定社會意義。格倫·洛夫認為:“生態批評不僅以解讀世界為目的,還試圖跨越文本與現實的鴻溝,通過改變讀者的意識及其同作品關系的方式來改變世界。”[15]如上所述,“生態批評”理論的社會意義不容否認,但與傳統批評流派相比,還處于邊緣地帶,有待于在外部的質疑中成長,在內部的爭鳴中成熟。

　　首先,“生態批評”還沒有獲得當代西方批評話語的主導權。美國的相關研究人員除了勞倫斯·布伊爾教授執教于哈佛大學外,幾乎都就職于遠離學術權力中心的西部大學;英國的相關專家也基本執教于非主流或新成立的大學。[4]248

　　其次,“生態批評”的反對者質疑,環境問題固然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它更像一個關于“社會動員”的政治問題,所以不應把學術性的文學研究與環境危機這樣的現實問題混為一談。唐納德·沃斯特則認為“生態批評”自有其意義:“研究生態與文化關系的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雖然不能直接推動文化變革,但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文化變革的前提。”[16]

　　“生態批評”還被嘲笑為是一個有助于學者出版著作和獲得職位的“學術工廠的發電機”,缺乏一整套為人們廣泛了解的理論預設、基本原則和批評程序。誠然,“生態批評”批判造成生態危機的人類思想、文化傳統的缺陷,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要真正達到“理論上的成熟”,就不能止于批判,還必須在繼承前人生態思想成就的基礎上,解決前人未能解決的若干重大思想問題,進而建立新的生態哲學體系。勞倫斯·布伊爾教授也期望“生態批評”不應當僅僅是“具有顛覆性的學科”[17],更應是“具有建設性的學科,拿出影響巨大的代表性理論著述”[18],并建議“生態批評家應該好好利用中國儒家學說的資源”[19]。 因此,加強自身理論建設與東西方話語融合是全球生態批評研究人員努力的方向。

　　再次,“生態批評”內部還處于“爭鳴”階段,這一方面說明“生態批評”還處于建構期,達到理論成熟還有待時日;另一方面,也體現其多元性及生命力。不僅國外的“生態批評”家在方法論上有諸多不同,我國“生態批評”內部也存在一定差異。魯樞元教授認為:“生態批評不僅是對現實召喚的承諾,解救作為人的生存環境的大自然,而且要還人性以自然,從而解決人的異化問題,它理應成為一種富有建設性的批評,因為它的終極關懷是重新建立新型的人與自然合一的精神家園和物質家園。”[20]基于此,他將“生態批評”的要旨分為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與精神生態三大方面。許多學者對此深表認同:“到目前為止,人類文明進步的取得是以自然生態的破壞為代價的。面對當代自然環境的失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由于類似的生存競爭而導致異化,這就是社會生態失衡。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態失衡同時導致人類精神層面的異化,故而精神生態與社會生態都是生態批評研究的范圍。”[21]

　　王諾認為:“生態批評的重心始終要落實在對文學作品的批評上,落實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因此生態批評在進入不同學科的交叉領域時,一定要有所節制,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輕言所謂‘精神生態’‘語言生態’‘社會生態’‘政治生態’等。”[22]有學者對此表示認同:“生態批評除了在適用范圍內有所受限,還容易被一些‘庸俗’的生態批評者們‘泛化’,即將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統統都與生態環境相聯系,從而 ‘變異’了文學研究的根本性質。”[23]

　　上述學者的觀點見仁見智,其共同目的是使“生態批評”既有廣闊的空間又有嚴密的學理。魯樞元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三分法頗具理論建構之功。王諾則提出其在批評實踐中容易出現的庸俗泛化問題,但社會生態、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危機的緊密聯系則是毋庸置疑的。王諾的“欲望動力論批判”“唯發展觀批判”“貪欲膨脹扼殺人的美好靈魂及天性”等“生態批評”切入點也的確涉及到了人類社會與精神問題。

　　“生態批評”既有其獨特價值也有某些理論盲點,只有當人類徹底根除了自然、社會、精神與文化的重重危機,“生態批評”才可能完成其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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